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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炸过薯饼的就不能炸薯条。”春招季刚刚结束，这个职场梗又小小地火了一把，引发了求职年轻人的共鸣。这句话反映出当下招聘市场对经历的要求：即使在某A品牌有过炸薯饼的经验，也未必能去某B品牌炸薯条，因为经历“不垂直”。
垂类，是“垂直类目”的缩写，意味着深耕某一细分领域、边界分明、拒绝跨界。而就在十年前，与它几乎完全矛盾的另一个词——“斜杠青年”，还占据着青年话语的主流。其倡导的恰恰是涉猎广泛、身份多元：作家/程序员/摄影师，斜杠越多，似乎越值得骄傲。从斜杠到垂类，不过十年，曾经被鼓励的，如今却被嫌弃。
这不是青年第一次面临标准的变化。从革命青年到知识青年，从奋斗青年再到躺平青年，“青年”这个词本身，就经历了一次次被命名、被改造的过程。每一代年轻人，都曾接过一个被社会递来的标签。“青年”究竟是谁的青年？
01 青年是近代的发明
要理解今天的青年话语，还需要从这个词的起点说起。
在传统中国，年轻人的社会位置由辈分决定，而非年龄。父母在世一天，孩子便是孩子，哪怕后者已年届五旬。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映芳在《“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一书中指出，这种秩序里没有青年的位置，有的只是尚未承担成人责任的“幼”与“童”，以及随时可以被推上家长席位的“子”。青年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变革的交叉点上。现代学校的出现，让年轻人第一次有了离开家族、在同龄人中间集聚的物理空间；而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则让整个社会开始以焦虑的目光打量这些聚集起来的年轻人。
陈映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1
梁启超1900年写下《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篇文章常被当作一篇被激励的文章来阅读，但它同时透露出另一层意思：年轻人的价值，从一开始就不是从他们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从外部赋予的。陈映芳在《“青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将这种逻辑称为青年的“有用性”，“人们并不是从对年轻人的特性、欲求和权利的认知出发对年轻人这个年龄群体作出高度评价……（而是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承认他们的价值。”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在发刊词里，他用六组对照勾勒出那个时代的青年模板。每一个“是什么”的背后，都跟着一个“不是什么”。青年被给予了一种身份，同时也被告知这种身份的使用规范。这一规范始终以反抗为主题，也延伸到了之后的五四运动和革命之中。
五四时期的激进青年，反的是父权、封建礼教与一切旧权威。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在《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一文中，将这一代人的行动逻辑概括为“对一切权威的否定和蔑视”。随后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压力下，这份反抗逐渐被重新定向。个人本位与自由倾向在更大的集体叙事面前不断收窄，青年话语转向服务于新的组织目标，激进青年转为了革命青年。
1949年之后，这一转向在制度层面得到全面巩固。国家对青年的角色规范相当明确：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忠诚、献身的革命精神。这些规范不只停留在口号层面，也通过一整套制度装置持续生产和维系。青年被组织进共青团、民兵与各类青年突击队；各级媒体持续报道青年榜样的事迹；晋升与荣誉的评定，参考“积极分子”的选拔标准；个人的政治表现被记入档案，跟随一生。
这套规训体系本身存在内部张力。陈映芳指出，革命青年的“反抗”，是以对最高政治权威的服从为前提的。周晓虹进一步指出，此时“‘革命’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先的‘反抗’词义，成为服从新秩序、在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的同义词”。
02 官方话语与青年话语的交错
如果翻翻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会发现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杂志还在，榜样故事还在，但年轻人开始用另一套语言谈论自己的生活——下海、出国、炒股。那些榜样故事里的词汇，和街上真实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像两个平行世界。
曾经那套高度统一的、以意识形态性为主要性格的青年角色开始失效，这或许就是陈映芳称之为“青年解体”时想描述的东西。在过去，支撑青年话语的，是统一分配工作、统一组织生活、统一输出价值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市场化打破了这个结构，个体开始自己找工作、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解释道，在晚期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教育、劳动力市场等制度形式仍在运作，但“制度在其程序和基础中正变得不真实，因而依赖于个人。”
[德]乌尔里希•贝克 [英]安东尼•吉登斯 [英]斯科特•拉什 著 赵文书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9
这个被压抑已久的个体维度，最早以一种几乎是集体宣泄的方式出现。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的开头，作者写道：“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她在信中坦白一代年轻人在理想破灭后的真实困惑，质疑长期以来灌输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最终得出的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这些话在现在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对当时不经意读到这封信的人来说，“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太原读者贺海毅这样评价道。据新华网报道，杂志发行后第三天，编辑部收到第一批读者来信；两周后，每天来信量突破一千封；到年底，总量超过六万封。有读者说读到晓潘来信后，自己的第一反应是“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也有许多读者怀疑这是个“圈套”，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想法；还有人担心《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
事实上，“潘晓”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封信由编辑马笑冬执笔，主要取材自纺织女工黄晓菊长达八千字的来稿，又糅入了大学生潘祎的一些话，连笔名“潘晓”，也是从两人姓名里各取一字拼成的。编辑马丽珍告诉新华社记者，潘晓来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其所讲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故事。
此后，青年话语的变动沿着两条主线展开。
一条是青年自身的分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青年图谱日趋多样化，青年内部的差异越来越大。2000年代前后兴起于中西部小城镇和工厂区的杀马特文化，便反映了这种青年话语圈层化的趋势。其用夸张的发型和造型，宣示着与主流审美的决裂，吸引那些既无法融入城市中产文化、也不愿沉默的年轻工人。他们和“追星族”“二次元”有着各自不同的圈层语言和归属坐标，彼此之间未必相通。越来越多这样的圈层出现，意味着越来越难仅仅用一个词来概括所有年轻人。
另一条，则是官方话语的持续调适。新媒体时代，这种调适更为主动，也更注重形式上的亲和力。从报纸到电视，再到微博、B站，媒介每更新一代，官方话语就尝试在新的平台上重新接触年轻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小英在《80后青年话语的建构与表达》一文中指出，“青年话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主流话语中对青年的建构和定位，二是青年自身的话语表达……二者之间此消彼长，前一种话语往往因其权力作用而压制后一种话语的存在，而后者在特定文化情境下能够逐渐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对前者产生渗透。”
03 变化的词与焦虑的青年
2020年五四青年节，B站与多家主流媒体联合发布演讲视频《后浪》，试图用年轻人喜欢的语言和平台，重新为青年注入理想主义想象。在视频里，青年潜水、旅行、击剑、穿汉服，朝气蓬勃，热爱生活。
但舆论的反应却是分裂的。有人认为这一视频令人动容，也有许多年轻人指出，视频里的“后浪”代表的是少数拥有优渥条件的青年，而更多人面对的是租房压力、就业焦虑和没有尽头的内卷。
事实上，就在《后浪》发布的前一年，“996”已经在网络上引发大规模讨论。视频发布后的第二年，百度贴吧出现了一篇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作者“好心的旅行家”在帖子里写道，“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回顾历史，这样的落差并不新鲜。“四十年前，一个人被评价为‘文学/文艺青年’，他会非常骄傲，这说明他的精神境界比普罗大众高出很多。但现在‘文青’变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在一场文学活动中，主持人骆新这样感慨道。如今的“斜杠青年”一词，亦在重演类似的轨迹。
2016年，人民网发文介绍“斜杠”这一来自《纽约时报》专栏的新概念，并称“斜杠青年”为“职业定位新趋势”；2018年，山东大学秋招双选会上，用人单位明确表示，拥有复合型能力和多元身份素养的“斜杠青年”是"抢手的香饽饽”。时间来到2025年，公众号正面连接的报道记录了这样的求职现实：岗位之间有壁，运营和策划不能跨，游戏品类之间也不互通；“垂直简历”成为硬通货，至少要有两段强相关实习才算够用。
从表面上看，上述两个词汇的被否定各有其背景。但追根究底，它们反映的是相似的结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现代权力的核心机制之一是“规范化裁决”：社会通过建立标准来区分正常与偏差，让个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外部要求内化为自我管理。经济上行期，新兴业态的急速发展为多元身份提供了生存土壤；而市场收紧后，就业话语开始强调专精与深耕。标准在变化，青年很难预判，下一个阶段自己该被塑造成哪一种人。前文所述的《自反性现代化》对此有更具体的描述：在教育扩张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等结构性变迁下，机会和风险都被个体化，个体被要求把自己塑造为可雇佣、可流动的主体。“所有这些要求并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是善意地要求个人把自身构筑为一个个体，并要求个人进行计划、理解、设计和行动——或者在失败的情况下忍受自己造成的后果。”
上述逻辑适用于所有人，但青年所承受的，或许比其他群体更难消化。陈映芳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更深的解释。如她在前文所指出的，青年被社会认可的理由，在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有用性。一旦社会转换，制度支配的价值发生变化，外在的否定便直接引发意义危机。文青如此，斜杠青年如此，每一代年轻人，都可能如此。
所以，青年的焦虑，从来不只是青年自己的问题。那些流行又消逝的标签，更像是社会在不同时期对自身需求的投射。青年自己，也在这场争夺中，企图用“躺平”和“脆皮”来守住一点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
参考文献：
新周刊：《那些关于“斜杠青年”的粉红泡泡，该戳破了》，https://mp.weixin.qq.com/s/tZH6ZX3mg1I1e1T9UYcuJQ
周晓虹：2015，《中国青年的历史蜕变：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凤凰网：转载新华网：《史海：1980年引发全国关注的“潘晓讨论”》，https://news.ifeng.com/c/7fYpMNgujAz
吴小英：2013，《80 后青年话语的建构与表达》，李春玲主编《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 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澎湃新闻：《网络时代，“文学青年”是一个贬义词吗？》，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281178
人民网：《“斜杠青年”，为啥越来越多了？》，https://mp.weixin.qq.com/s/sTQYLZ9DmHLFnA8k3G096w
济南教育电视台新闻中心：《教育新闻丨啥样人才最吃香？“斜杠青年”受追捧》，https://mp.weixin.qq.com/s/xB6surfO6iL6KjEDHfWNZQ
躺平-维基百科（中文），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A%BA%E5%B9%B3
正面连接：《我在秋招当“伪人”》，https://mp.weixin.qq.com/s/JWFTuXTptrOfiDCRRz5m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