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许多中国跨国公司选择将“脱钩”或疏远其中国身份作为主导的全球化战略。企业严重依赖掩饰机制——例如建立海外总部、保留外籍管理层或强调全球机构所有权——人为地将“所有权国”与“品牌或设计国”分离开来，希望借此减轻地缘政治猜疑。
然而，近期和记黄埔（Hutchison Whampoa，现重组为长和）在巴拿马运河、TikTok在美国，以及安世半导体（Nexperia）在英国和荷兰的惨痛经历，给这些企业上了一堂残酷的新课：如果没有母国政府的支持或纯粹的结构性杠杆，单纯商业层面的脱钩已不足以保护它们免受地缘政治污名化和刻板偏见的伤害。
1997年，和记黄埔港口集团（HPH）通过公开竞标，获得了巴拿马运河两端——大西洋侧的克里斯托瓦尔港（Cristobal）和太平洋侧的巴尔博亚港（Balboa）的25年特许经营权。在当时的全球化热潮中，和记黄埔力图通过严格遵守西方公司治理原则，呈现出纯商业、“去政治化”的身份。它似乎成功化解了美国对其巴拿马运河港口运营的政治化长臂管辖。斗转星移到了2025年，这套做法被证明已经失效。原产国偏见始终受地缘政治霸权影响。如今，长和仍然需要国家支持才可能脱困。
2019—2020年间，闻泰科技（注册地湖北黄石）完成对安世半导体的全资控股。安世试图通过保留其荷兰总部，并将芯片归类为传统大宗商品来淡化中资背景，但仍面临在英国被强制撤资和在荷兰被威胁没收资产的困境。此时，中国政府介入，支持企业对位于东莞的后端供应链进行合法强化管控。这一举措引发欧洲汽车工业对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担忧。由荷兰政府政策操控造成的危机，引起许多欧洲国家的密切关注，迫使相关方寻求和解方案。最终调停结果仍在进行中，值得关注。
同样，从2020年8月起，TikTok受到来自美国行政机构的各种政治追诉。TikTok斥资15亿美元推出“得州计划”（Project Texas）以实现美国数据本地化，并任命了一位新加坡籍CEO，但仍因算法的政治问责而面临美国两党共同推动的“不剥离即封禁”法案。2026年1月，TikTok避免被彻底没收，保留新组建公司的19.9%股份。它的最终防线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北京方面禁止强制出售其核心算法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案例证明，在“泛国家安全”时代，企业抵御东道国敌意的最终防线，往往是其母国政府的结构性和强制性力量，而不是本地化的企业公关。
事实上，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一般会遭遇当地市场对外来者的偏见，以及对企业原国籍的排斥。一个经典的案例是，2006年，苦心经营八年后，美国沃尔玛（Walmart）不得不把德国沃尔玛85%的股权出让给德国竞争者麦德龙（Metro）。当公司自以为母国的文化规范和管理制度具有普适性时，当地消费者却并不领情。例如，德国消费者认为在门口微笑的迎宾员工态度可疑，且越过了当地人习惯的心理距离。美国高管也难以理解德国人对集体谈判及劳资委员会的立场。类似的偏见和排斥甚至可能发生在邻近国家的企业之间。尽管德国企业（Mittelstand）在全球B2B细分市场享有高质量的技术声誉，但在进入邻国法国时，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外来者劣势”和“原产国偏见”。两国人的时间观和文化距离造成隔阂，影响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信任。
针对这一现象，斯里拉塔·扎希尔（Srilata Zaheer）在1995年提出了“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概念。她延展了另一位学者舒勒（Robert Schooler）对“原产国”（Country of origin）偏见的论述。对于跨国经营者，他们的忠告是：小心当地市场对原产国的偏见，外来者需要付出额外努力克服偏见，建立隶属于企业的专属优势。
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外来者劣势”不止于文化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在“泛国家安全”时代， 更多地被蒙上了地缘政治的阴影。在这一背景下，伴随中国企业的发展和产业链的完善，中国企业原有的应对外来者偏见的策略，亟需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重构。
好消息是，中国的各行各业正在涌现出一种新现象，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全球化战略潜力：拥抱中国的国家特征，不再将其视为需要隐藏的劣势，而是将其作为一项战略资产。
明显让人们感受到国家特征“主体性输出”的，是建筑设计师刘家琨。在建筑领域，刘家琨的“低技风格”（Low-tech Style）拥抱了当地的局限性，包括遗弃的材料和普通工匠粗糙的手艺，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建筑语言。他没有去模仿建筑设计主流的精致，而是将这些“地方性格”直接转化为设计语言。他接受不完美，顺应自然，在粗糙中寻找诗意，用东方本土的生命韧性建立世界级的审美地位。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给了刘家琨。评委会认为：“他以中国传统为创新跳板，既不怀旧也不含糊。”
2025年仿佛成为“中国性格”绽放的元年。
首先，《哪吒2》于2025年大年初一在中国内地上映。它不仅在国内引发了空前的观影狂潮，更打破了多项全球影史纪录，成为2025年全球电影界最具标志性的作品。它呈现出极致的视听盛宴，特效镜头多达近2000个。同时，它还有饱满的故事内核，导演饺子在第一部“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立意之上，进一步深化了角色的情感羁绊，制造了跨代际、跨文化观众的强烈情感共振。它还在神话叙事之下，极其精准地切中了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这部电影与其说是神话改编，不如说是对当代“中国性格”和文化基因的一次深度影像化重构：骨子里的抗争精神，家庭关系本位的英雄主义，对“神/魔”“善/恶”的二元对立的解构，以及从“自我实现”到“守护苍生”的责任回归。
然后，现实中的“哪吒式人物”纷至沓来。
深度求索（DeepSeek）的梁文峰带领团队，打破了硅谷语言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垄断。他们展现了极致务实的“百纳式创新”（bricolage），即在严苛的资源限制下寻找最优解的能力。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以极低成本训练出世界级的模型。
宇树科技（Unitree Robotics）的王兴兴，在由西方顶尖实验室（如波士顿动力）长期定义的高端足式机器人领域，打破了技术精英主义的壁垒。他们将中国无与伦比的硬件制造生态与“敏捷迭代”相结合，利用极致的成本控制和供应链统筹能力，将曾经极其昂贵的四足和人形机器人转化为高性价比的普及型产品。
张雪机车（Zhang Xue Motorcycle）创始人张雪制造了全球摩托车界的历史性事件。2026年3月，法国籍车手瓦伦丁·德比斯（Valentin Debise）驾驶张雪机车自主研发的820RR-RS赛车出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WSBK）葡萄牙站，最终以近4秒（3.685秒）的绝对压倒性优势率先冲线，强势夺冠！这不仅是张雪个人梦想的实现，更是中国摩托车工业在世界顶级量产车赛事中取得的历史性突破。这也标志着中国摩托车产业链已经具备了与世界顶级水平正面竞争的硬核实力。
当你将这些样本放在一起时，你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中国性格在当今世界的一条新叙事脉络。在过去的全球化体系中，中国企业往往试图通过“贴牌（OEM）”、海外注册、聘请外籍高管来淡化自己的原产国印记。然而，刘家琨的“此时此地”的营造哲学、哪吒的狂傲、张雪的热泪、DeepSeek的开源底气，以及宇树科技高调的技术平权，都在宣告一种新的战略范式：将“原产国身份”从偏见劣势彻底转化为优势资产。
这些新兴的、来自不同行业的优势资产有两个共同点：
- 极度真实的生命力。不再伪装成别人，而是将自身的历史境遇（后发、受限、被质疑）作为创新的燃料。
- 结构性的颠覆者。在所有被西方定义规则的领域（动画工业、高端制造、算力模型、先锋建筑）中，利用中国式的务实、韧性和百纳缝补能力，找到打破阶层固化的那条缝隙。
在全球市场格局重构的今天，中国企业家越来越重视发展与自身业务性质相一致的“中国性格”。
毫无疑问，行业和市场条件不同，指导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的战略也会有差别。中国企业需要一个权变框架（contingent framework）来应对原产国效应和外来者劣势。由于市场本质上是由制度规则和主导控制观念所定义的社会场域，企业不能套用单一战略。它们必须根据自身面临的具体地缘政治风险进行动态调整。企业必须评估自身面临的是像TikTok那样的认知和算法脆弱性、像安世半导体那样的结构性供应链依赖关系，还是纯粹的商业竞争。通过理解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如何对外国企业进行地位分类，中国跨国公司可以选择是通过“本地同构”（local isomorphism）来消除偏见，还是战略性地利用其独特能力来颠覆根深蒂固的市场结构。
在当今支离破碎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中，一种具有“中国性格”的再全球化战略，值得被认真对待。与其不断为出身辩解或试图掩饰身份，不如将自身文化与制度环境中形成的能力——极致务实、快速迭代、在结构性限制下保持韧性——转化为竞争优势与合作资源。
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真实的民族性格也许不再是需要隐藏的负担，而可能是一种推动创新与战略成功的发动机。
（作者鲍勇剑，博士，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研究助理何明璐对本文也有贡献）